《乾隆南郑县志》记载，王行俭字似裴，号朴园，出生于江苏溧阳书香门第，自幼勤勉好学，笃爱阅读，尤其喜欢钻研理学大家学说，著有《玉茗山房制艺》一书流传于世。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王行俭乡试中举，凑巧，这一年朝廷急需遴选一批品行端正、能力出众的举人补州县员缺，经吏部面试考核，王行俭被破格任用为陇州（陕西陇县）代理知州。上任不到一年，因父亲离世，王行俭遵照朝廷礼制暂时辞官回乡守孝，孝期满，先后担任甘泉和褒城代理知县，在任期间，王行俭连年考核都是优秀，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吏部一纸任命书调任他为南郑知县。

王行俭到任后，换上粗布麻衣走进集镇村落、田间地头查看民情、走访民意。通过半个月的调查，他发现当地民风浮躁，百姓好讼，大大小小的官司纠纷层出不穷，官场更是乱象丛生，官吏懒政、惰政靡然成风，小吏与劣绅里勾外连，横行乡里，欺压乡民，社会秩序混乱，百姓苦不堪言。

曾经担任过三个州县行政主官的王行俭等待破局的恰当时机。有一天，一个差役向王行俭报告说，张捕头带了两个手下跟陈记药材铺索要保护费，老板拿不出钱喝毒药寻短见，幸亏抢救及时才没有闹出人命。王行俭把张捕头抓回县衙依律审理，案件查实后，立即将张捕头免去职务，并罚服城工劳役半年。随后，王行俭发布通告，明令要求辖属官员自通告之日起，若再敢懈怠政务、徇私枉法、欺辱百姓，则新账旧账一起清算，绝不姑息。那些平日里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以及躺平不干事的官员生怕丢了饭碗，赶忙收紧手脚，一改“推、拖、磨”的懒散毛病老老实实干事。

王行俭干的第二件大快人心的事是清理“高利贷”。当时，有一群山西商人，常年在南郑放高利贷牟利，靠着一套“利滚利”的规则，大肆盘剥底层百姓。每到年底，百姓无力偿还债务，这些商人便将本金与利息合并，重新订立契约，循环往复之下，短短数年，利息便远超本金。无数普通百姓因此陷入绝境，为了还债，有人变卖田宅，更有甚者被迫变卖妻儿。史书记述说，王行俭亲眼目睹百姓的悲惨境遇，痛心不已，当即颁布政令彻底废除高利贷，严禁商人利滚利压榨百姓。有一个商人强出头，想试探王行俭的深浅，不把政令当回事，依旧我行我素。王行俭立即查封了他的商行，把他关进大牢反省。其他商人见风头不对，或规规矩矩经营，或远走他乡另辟生计。就这样，王行俭凭一己之力推倒了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拯救了无数濒临破碎的家庭。消息传开，贫苦百姓不约而同齐聚县衙门前，跪谢王行俭的恩德。

王行俭公正清明、善解疑难，不仅深受百姓的拥戴，而且得到汉中知府的信任。1791年，城固县发生一桩抢劫粮库大案，案情错综复杂，牵扯人数众多，城固县令束手无策、无力判决，只好上报府衙。知府接手后，斟酌再三，就将此案全权交由王行俭查处。王行俭认真阅览完卷宗之后，深入事发地查访，逐一核实案情细节，梳理线索脉络，查清事件来龙去脉，厘清所有涉案人员的责任，最终，他刚柔并济、秉公断案，只对带头滋事的祸首依法从严惩治，其余遭胁迫裹挟的百姓全部无罪释放。王行俭的做法，既维护了朝廷的脸面，又保全了无辜百姓，而且彰显了为官的格局与仁心，知府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亲自提笔撰写嘉奖令，通报汉中各州县。

然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王行俭不喜反忧。他从“高利贷事件”和“抢劫粮库案”中意识到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许多百姓辨别是非的水平与能力都很低，以至于糊里糊涂地陷入诉讼纠纷当中，致使蒙冤受屈损失财物。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保障社会长治久安，最稳妥、最长效的治本之策则是教化育人，可是，汉中著名的汉南书院荒废多年，院舍破败、讲学中断，学子求学无门，文脉渐衰，这般现状让王行俭寝食难安。

王行俭倔劲上头，给知府、道台汇报修缮汉南书院，重振南郑文教的设想，并请求给予大力支持，他的热情和诚心感动了上司，或多或少划拨了一些专款，但所拨银两与王行俭的最低预算还差了一截，于是，他拿出所有积蓄，并倡议属下官员和开明士绅捐资助学。让王行俭庆幸的是府衙同僚、士绅大户、家境宽裕的百姓甚至周边州县的官员纷纷慷慨解囊响应他的号召。凑足基建工程资金，王行俭制定整修工作方案，重金聘请有名望的学者、大儒前来讲学，定期补贴师生日常用度，使得荒废已久的汉南书院重焕生机。

《王行俭别传》讲述说，在他任职之前，南郑县历经千年更迭，却始终没有一部完整规范的县志，当地的历史沿革、人文典故、风土人情、世事变迁，要么零散流失，要么残缺错乱，除了滕天绶主编的《顺治汉中府志》收录了南郑部分史料外，大部分濒临失传。王行俭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自掏腰包邀约县里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耆老读书人，一同考证历代史籍记载，深入民间搜集旧闻轶事、风土民俗，同时认真梳理增补当代政务、民生、地理等世事风貌，最终，分门别类汇编《南郑县志》十六卷，为后世传承、研究南郑历史留下了无价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