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凡130篇，记载和涉及汉中的有48篇，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覆盖了《史记》的所有文体，即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史记》有12篇“本纪”，是按帝王的世序和年代记述国政上的一些重要事迹，涉及和记载汉中的有7篇；《史记》有10篇“表”，是排比并列历代帝王和侯国间的一些大事，涉及和记载汉中的有5篇；《史记》有8篇“书”，是经济、文化方面的长史论述，涉及和记载汉中的有4篇；《史记》有30篇“世家”，是记述诸侯国和辅汉功臣，涉及和记载汉中的有8篇；《史记》有70篇“列传”，是各类人物传记，涉及和记载汉中的有24篇。

《史记》记载了近3000年的华夏历史，记事起于传说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在这样一个时空跨度极大，而又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汉中有160多处被司马迁载入《史记》，这是汉中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史证。司马迁为什么会在仅有52.65万字的《史记》里，如此不惜笔墨地记载汉中呢？他把汉水、褒国、南郑、汉中郡、褒斜栈道、物产、汉中的三位太守，汉中籍人物，以及随刘邦入汉中的将相名臣多达48人都记入书中，还为13人立传，同时还将孝文帝对从高祖入蜀、汉的68人再加封300户，都记入这有限的巨著里。换言之，司马迁为什么对汉中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情结呢？

这是一个需要解开的历史情结，唯其解开，才能看清司马迁缘何钟情汉中，不惜笔墨地书写汉中，更能看清楚汉中重要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对汉中不惜笔墨，一定有他的原因所在，从《史记》本身入手，就会发现司马迁的历史心理情结，还是中国那句古语：解铃还须系铃人。人不在，《史记》在。其一，司马迁在《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谈到司马家的家族史。从周宣王时，司马氏开始世代掌管国史。到了周惠王、周襄王期间，司马氏家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不久又迁少梁。这时，司马家族一分为三，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也有的留在秦国。在卫国的一支，名司马喜的做过中山国丞相。另外两支，司马迁记述详细。在赵国的一支，因传授剑术名声显扬，蒯聩便是这一支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经和张仪争论，后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夺取了蜀地，随后又镇守蜀地。答案正在这里，公元前451年秦设南郑，到公元前387年，蜀取了南郑，此时蜀王杜宇“以褒斜为前门”，其南郑属蜀国。司马错是在公元前316年灭蜀，南郑又归秦。“昭襄王六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司马错又先后进攻魏国，得安邑于秦，又从陇西出发，经蜀郡攻克黔中。这时的蜀包括南郑在内，后到秦惠文王十五年，即公元前314年，秦在汉中打败楚军，占地六百里，含今天安康地区，秦置汉中郡，治南郑。从而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司马迁的祖辈司马错曾在蜀汉这片土地上给秦王朝的建立立下战功，并镇守过蜀（含南郑），这当然是司马家族的荣耀。司马迁在《六国年表》说：“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把秦汉一统天下相提并论，进一步突出司马家族的历史地位。另一支蒯聩的玄孙司马卬，在秦始皇时期，担任过将领，攻占过朝歌，诸侯争相称王时，司马卬为殷王，后归降汉王刘邦，汉王又将原有的封地殷设置为河内郡。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和白起被秦王下令杀在杜邮，但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朝主管冶铸铁器官，司马昌生司马无泽，曾担任汉长安商业区市长，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司马喜生司马谈，即司马迁之父。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司马错这一支的。到此，我们才知道司马迁的家族，一是攻取并镇守过蜀汉，二是一支归降过汉王刘邦，并得以封地。汉朝的开国皇帝，曾经就是“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蜀汉是高皇帝的奋发之地，由此还定三秦，最终建立汉王朝。这个曲折而含蓄的联系，司马迁不能直书其光宗耀祖的思想，使司马迁不得不将汉中之事之人之物页页记之，深埋在《史记》的48篇之中。这也充分揭示了司马家族与汉中、与高皇帝的亲近关系，既不显山露水地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也实现了他父亲司马谈临终前对他的遗嘱：“扬名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也是司马迁尽了最大的孝道。司马迁何其高明，借记录汉中、南郑从而达到和完成父亲的遗愿。

其二，不可否认，司马迁从3000年的历史和他自己的亲历，肯定了汉朝的建立是“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了。司马迁尽管受了宫刑，还是不得不写下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这便是他的伟大之处。书中说：“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张叔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而这一切正是高皇帝曾经“愤发蜀汉”的结果，司马迁在《史记》多次写下同样的话语，如“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汉中，是汉朝的风水宝地。高祖从汉中出发，而且一统了天下，司马迁能不好好载入《史记》传至千秋后代吗？

第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迁任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他曾出任郎中奉命出使西部征讨巴、蜀以南。这次出使是从故道，还是经褒斜道履汉中，转金牛道而进入巴蜀向南征讨，史书没明载。在《史记》往往“蜀汉”连用，但也有“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郦生陆贾列传》就只用“巴蜀”，可是读书人一目了然，应是“蜀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司马迁是个大学问家，他懂得“讳”。司马迁此次出使从路况看应是经褒斜道履汉中，再由金牛道进入巴蜀。但司马迁这里不能明说，要“讳”汉中曾是高皇帝封汉王的宝地。在他那个时代，“讳”是非常要紧的。司马迁在说到自己就不得不“讳”汉中、南郑，因为这曾是高皇帝的封王建都之地，岂是我司马迁能履的？这是高一层次的“讳”，最含蓄的“讳”。司马迁曾因李陵遭祸，著书立说就不能不格外小心。这个问题提出来，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及史料的发现吧。

由此可以说，一部《史记》160多处写到汉中，十多处写到南郑，就很入情理了。因为汉中曾是司马家族建功立业镇守过的地方，更是高皇帝刘邦愤发还定三秦的封王之地，同样是他司马迁曾经履此，进入巴蜀，而达昆明之地。司马迁能不详细记载汉中吗？无论从汉王朝、司马家族，还是他自己，汉中都是一个值得被司马迁记忆和载入史册的风水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