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明寺遗址位于汉中古城东关正街，坐北朝南。遗址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后院民国十八年（1929）改建为正德小学，后更名为东塔小学。校内现存古塔一座(静明寺塔)，另有明清建筑风格配殿三间。前院约在1952年前后辟为汉中市（今汉台区）工商联办公场所，今存明清风格砖雕照壁一座及厢房若干。照壁上砖刻榜书“群贤毕至”四个大字，两侧辅以“资众力以速成非徒观美，仰神恩之普被相与蒙庥”对联，未具撰书者姓名，据书风推测，当为明清高僧丈雪撰书。 

一、静明寺的名称 

静明寺（院）与净明寺（院）在文献中交替出现，静明寺最早见于五代政治家、文学家王仁裕的《玉堂闲话》，净明院则最早见于明李贤、彭时等纂修的《大明一统志》：“净明院，在府城东，院北有塔。”《嘉兴大藏经》所收《懒石聆禅师语录》中，有清初僧人懒石诗《静明塔》《静明有感》。《静明有感》中“古志城东曰静明”句，言及古志中有位于城东静明寺的记载。汉中古志，南朝有《汉水记》、唐有《兴元旧话》、北宋有《兴元图经》、南宋有《兴元志》，现均散佚失传，无从查考，但懒石的时代，或仍有流传。清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九引清顺治《汉中府志》（已佚）：南郑县“静明院，在府治东二里，……院北有砖塔。”清康熙《汉南郡志》卷四《寺宇》：南郑县“静明院，东二里。”清乾隆《南郑县志》中，“静明院”作“净明寺”。其后，清嘉庆《汉南续修郡志》、清光绪《南郑县志》、民国《续修南郑县志》沿用至今。 

在已发现的文献记载中，“东塔”之称，最早见于清彻刚等丈雪门人编著的《昭觉丈雪醉禅师语录》，内有丈雪《东塔》偈。清严如熠辑《山南诗选》中，有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汉中人楚文璟诗《东湖西影》：“汉阳萧寺塔，飞影入东湖。波皱佛龛动，浪明宝顶孤。镜花真变幻，水月有虚无。悠悠奇景在，千载话浮屠。”汉阳，即汉水北；萧寺塔、浮屠皆指佛塔。《东湖西影》以湖为镜，看似写影，实则写塔。清乾隆《南郑县志》记载：“净明寺古塔，即东湖塔影所照者”。“东湖西影”“东湖塔影”，均未以“东塔”称静明寺塔。“汉中十八景”中，“东塔西影”之“东塔”，因其相对于原汉中府治或府城所处方位而言，显然为汉中人口口相传的俗称。 

二、静明寺始创年代 

静明寺的始创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是清顺治《汉中府志》：“静明院，……明洪武八年建。”清康熙《汉南郡志》：“静明院，……明洪武年建。”但此说明显有误。《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九十五录《玉堂闲话》：“兴元静明寺尼曰王三姑，亦于棺中化为大蛇。”《玉堂闲话》是王仁裕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此书于宋元之际亡失，散见于《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说郛》《资治通鉴考异》《竹庄诗话》《锦绣万花谷》《岁时广记》《永乐大典》《唐诗纪事》《能改斋漫录》等古籍，其内容主要涉及唐末五代时期中原、秦陇和陇蜀地域史事及见闻，多数为王仁裕亲历亲闻，史料价值极高。王仁裕（880～956），唐秦州人，是五代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前蜀乾德三年（921）到后唐应顺元年（934），王仁裕曾两度为官兴元府，对兴元府社会状况应该比较熟悉。“王三姑棺中化为大蛇”当为“蛇出于棺”的讹传，系小说家所言，但五代时期兴元府即有静明寺应非虚构。由此可见，静明寺的创修时间，最晚在五代时期。   

静明寺塔为单层多檐式实心方砖塔，高约15米，原13层，因塔顶坍毁，1953年维修时顶部两层被清理，改缮为11层。1957年，静明寺塔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明寺塔成塔年代，历代志书未详，清乾隆《南郑县志》称：“不知起于何代。相传庞德曾养疴于此，中嵌石碑，字迹模糊不可辨。”《三国志魏书十八庞德传》：“庞德，字令明，南安（郡）狟道（治今甘肃天水）人。……后复随超奔汉中，从张鲁。太祖定汉中，德随众降。太祖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邑三百户。”三国时期，庞德曾随马超投奔汉中的张鲁，张鲁派马超南下，庞德未随。其后曹操征汉中，庞德又随张鲁降曹操。《三国演义》补叙：“张鲁大喜，先遣黄权从小路而回，随即点兵二万与马超。此时庞德卧病不能行，留于汉中。张鲁令杨柏监军，超与弟马岱选日起程。”庞德未随马超南下的原因，史无记载。《三国演义》根据传说弥补《三国志》之缺，清乾隆《南郑县志》可能以此提供线索，用于补充“不知起于何代”的判断。1960年，陕西著名古建筑专家何修龄在《陕南汉中市东塔及洋县开明寺塔》（1960年05期《文物》）一文中认为，静明寺塔约建于南宋中期。此文系当代学者研究静明寺塔的最早成果，篇幅不长，引全文于此：“汉中市东塔在市内东关塔尔巷小学校内，据《南郑县志》（作者注：吴廷锡《续修南郑县志》卷二）载，此塔本在净明寺院内偏西之处，惟寺已久废，今为学校所在。塔平面方形，为单层多檐式砖塔。塔下砖基座方形，高约50厘米，其上更有方形台级一层，高16厘米，塔门在东面，已经封堵。据学校教师谈，塔门内辟有小方室，高约3米左右，惟室顶结构未详。自塔身以上共有塔檐11层，高约15米许，各层高度和直径均自下而上逐层减小，其出檐结构，先自壁面迭涩一层，上施菱角牙子一层，再上迭涩砖四至五层，合砌成为塔檐。自塔身以上，各层每面正中辟券龛，龛两侧各砌单层小方塔一座。此塔确切的创建年代，缺乏记载。1953年补修此塔时，曾发现塔顶残存压角铁狮一对，其上镌刻有‘南宋庆元四年（1198）洋州城西街李子昭谨舍’字样，可证此塔约建于南宋中期。”当代学者张炜、徐磊在《陕西省古塔现状及研究》（2012年02期《文博》）一文中，也将东塔断代为宋塔，指出：“宋塔因袭唐塔形制，但造型趋于典雅秀美，……有些塔四面辟龛，龛侧雕砌小塔各一（此亦陕南唐宋塔的共有特点)，汉中净明寺塔即为其代表作。”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也将东塔断代为宋塔。 

静明寺及塔初创的具体年代，汉中当地民间传说认为，寺为唐寺，塔为唐塔。郭鹏主编的《汉中地区志》也认为，静明寺及静明寺塔始创于唐代。也有少数学者认为，静明寺及塔东汉末年就已存在。杜小安、聂亮在《陕南佛教的发展及其特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汉中市东关现有一座净明寺，现存净明寺塔一座。据《汉中府志》记载：‘三国时，庞德曾养疴于此’庞德是三国名将马超的部将，211年随马超起兵反曹操，兵败归降汉中张鲁，后又投奔益州刘备。当年庞德随马超退居汉中养病应是事实。当时的汉中郡是益州北部的政治军事重镇，号称‘民殷国富’的天府之国，佛教从长安和洛阳传人这里是十分可能的事。”作者又以近代学者闻宥编《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中一尊出土的东汉末年佛像为依据，说明“东汉末年佛教已传入四川，而根据当时的交通状况只能是从汉中传入的。可见净明寺在东汉末年就已存在绝非虚言。”确有资料显示，汉中在汉代已有佛教寺院，清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九：“成化观，……汉时建，初为云雾寺，宋庆元五年修改今名”，但此说并不可靠。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国，涉及地域有限，其信徒多属上层贵族。其时汉中“信巫鬼，重祭祀，巴蜀同俗。”东汉末年，张修、张鲁相继据汉中，奉五斗米道。裴松之注《三国志·张鲁传》：“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神巫方术与五斗米道相结合，流传甚久，《隋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崇重道教，犹有张鲁遗风。”佛教在初传时期，虽然尽量迎合本土宗教，但最少在东汉末年，汉中“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五斗米道）。”而佛教传入四川的最初年代并不确定，四川乐山崖墓的东汉佛雕像、彭山崖墓内发现的东汉陶制佛像以及四川什邡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佛塔图案，都只是佛教文化元素。即便佛教东汉时已由中原经汉中传入四川，汉中也只是途经地，不一定是输出地。清乾隆《南郑县志》“庞德曾养疴于此”只是“相传”，长安系丝路东端，为西汉首都，东汉、三国时代尚未出现佛寺，静明寺在东汉末年更不大可能存在。据相关佛教典籍推测，静明寺及塔的初创年代，很可能在汉魏之后、隋唐之前的西晋时期。 

三、静明寺的始创者 

佛教寺院是佛教徒崇奉佛塔、佛像的地方，也是僧侣修道弘法的处所。塔，又称佛塔、浮屠，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随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最初用于供奉佛骨、佛像、佛经以及僧人遗体。     西晋时期，杰出的佛学家、著名高僧法祚来到汉中，其时是中国佛教史上以塔为寺的时代。法祚自何处来，有无道场，因何为梁州刺史张光所害，《晋书》未载，《梁高僧传》语焉不详。但仔细分析，仍可见端倪。法祚之兄帛远（号法祖），曾在长安造筑精舍(长安最早的寺院之一)，以译经讲习为业，僧俗弟子近千人。其时群雄交争，干戈方始，法祖欲潜陇右，恰巧张辅自长安出任秦州刺史，永安元年（304），法祖与张辅同至秦州。在秦州不到1年时间，法祖“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晋嗟恸，行路流涕”，张辅以法祖“名德显著，众望所归”，欲令法祖退教还俗，专事僚佐。法祖不从，不久被张辅寻机杀害。显然，法祖被害的原因，是其影响力、号召力超出了张辅的承受力，张辅不能容忍自己身边另有“精神上的秦州刺史”，遂加害之。《梁高僧传》：“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誉，……深洞佛理，关陇知名。”法祖“道化之声，被于关陇”，而法祚亦“关陇知名”，说明法祚也随兄由长安到了秦州。法祖遇害前已有预感，在汧县（今陕西陇县）“作素书，分布经像及资财”给“道人及弟子”，法祚当在其中。法祖被害后，“陇上羌胡，……共分祖尸，各起塔庙”，而法祚很可能继法祖之后，被关内少数民族和当地汉族佛教信徒奉为新的精神领袖。法祚在汉中被害的时间，在永嘉五年（311）至建兴元年（313）之间。永嘉二年（308），晋以张光为梁州刺史，当时的汉中，田园荒芜，城郭颓败，盗贼公行，战事频仍。到永嘉五年（311）3月，张光才逐步平定乱局，兵进汉中，“绥抚荒残，百姓悦服。”建兴元年（313），张光在汉中病亡。关于法祚之死，《梁高僧传》说：“光又逼祚，令罢道，祚执志坚贞，以死为誓，遂为光所害。”张光是逼迫法祚，“令”其“罢道”的，态度强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而法祚“执志坚贞，以死为誓”，绝不屈服，可见当时法祚或是以囚徒的身份被杀害的。 

法祚遇害前后的历史背景，是关陇地区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元康八年（298），秦州等六郡数万家、十万余人涌入梁、益二州。张光赴任梁州任的前一年，即永嘉元年（307），秦州人邓定等二千余家，因饥荒流落汉中，逐渐结为匪盗。永安元年（304），法祚尚在秦州。永嘉五年（311）至建兴元年（313），法祚在汉中遇害。法祚自秦州到梁州，当与追随的信徒同行，很可能与邓定等二千余家陇右（约今甘肃陇山以西，黄河以东）流民一起抵达汉中。当初，陇上法祖的信徒“共分祖尸，各起塔庙”，法祚及其信徒到汉中，必携带法祖遗留的《素书》、经像甚或尸骨为信物，“起塔庙”以奉神圣，以弘佛法。佛教初传汉中，为扩大信众队伍，必然在城内外人口稠密处“起塔庙”。南北朝之前，中国所有寺院，几乎都依附城郭通衢而建。清雍正《陕西通志》曰，汉中城内外早期寺院，有延庆寺、草塘寺、法华寺，“延庆寺，在县东十里，俗呼打钟寺，汉曰‘临江’，唐贞观中始赐是额。”“草塘寺，在府治南一里，唐贞观年修。”“法华寺，在府北一里，五代时蜀广政二十四年建。”打钟寺汉代称为临江寺，不可信。若为唐寺，加上静明寺，则已知五代前汉中城内外的寺院共有四座，其中塔寺并存者，仅静明寺一座。静明塔很可能为法祚始修，塔内供奉，当为法祖尸骨或法祖遗留的“素书”“经像”。西晋以前，尚无佛“寺”之说，到了西晋以后，“寺”的称呼才逐步确立下来。若推测属实，静明寺最初塔寺合一，即为静明塔寺，西晋以后塔寺分称，才有静明寺之称。塔与寺的位置关系，随时代有变迁。唐之前，塔是寺院的主体，塔居寺中；唐之后，大殿为寺院的主体，塔居寺侧；宋之后，塔已退居寺后。自静明寺初建到清代，兵火加之，灾祸毁之，每次重建和修缮，静明寺的模样都必然符合各自朝代的要求。塔或许修缮改造过，但塔一直在那里，塔周围的寺院建筑却以不同的姿态与样式，跟随朝代的颠簸，前后左右摇晃不定。 

四、静明寺的影响 

静明寺自初创到明代末期，典籍中难觅其踪，仅在五代时期王仁裕的《玉堂闲话》和明代李贤、彭时等篡修的《大明一统志》中出现过，并且记述文字极其简约。其中原因，一方面，随着关陇流民向蜀、荆地区的迁徙，法祖、法祚已逐渐被人忘却；另一方面，由于隋唐时期佛教晋盛，寺院已远城郭而近山林，龙岗寺、乾明寺、青锉山寺等佛教寺院的兴盛让静明寺显得更加沉寂。到了五代时期，方有静明寺尼王三姑在棺中变为大蛇的传闻流布。历经佛教的短暂兴盛与漫长衰微，到了清初，随着丈雪通醉禅师的来临，静明寺才又一次“振于汉南”“道播南天”，于末法时代进入兴盛之期。 

康熙三十二年（1693）刊刻的《昭觉丈雪醉禅师纪年录》载，临济宗杨歧禅系南岳下第三十六世，天童下第二代，破山第一大弟子丈雪曾两度主持汉中静明寺。第一次是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丈雪“道经汉中静明寺，占浮图偈曰：‘一段虚明千古意，巍巍独向云中立。虽然是个现成底，要且人人觑不及。’……诸当道延师主静明寺，不得已而且应之。巴乐轩、佟咸若、李常山及众都统过山问道。佟云：‘久慕棒喝之风。’”十三年（1656）春，“艰于辞脱，先行出栈，始发辞书。……韩权宰（大任）曰：‘这样师表，天下罕希。临济宗风振于汉南矣。’”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秋末，汉中地方官绅迎请丈雪回静明寺。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丈雪再）抵汉上，……四方学者，或自谓亲证，或几号罢参，皆并裩袂属，沓来座下，未尝假词气、接殷勤，拒之而不去，疏之而不违。至于水洒梃逐，而户外之履常满矣。”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丈雪离开汉中，去了保宁府(今四川阆中)草堂寺。接替丈雪主持静明寺的，是丈雪首座弟子懒石觉聆。在静明寺，懒石觉聆有诗《静明有感》《静明塔》，《静明塔》曰：“卓立无私万古存，撑天拄地倚云门。长安风月惟君寿，架海金梁柱一根。”丈雪第一次到静明寺，懒石觉聆即随行。直到康熙二年（1663）春节，才离开静明寺，住持汉中宝林寺，一年后离开汉中，去了云南商山寺。 

丈雪通醉及其弟子懒石觉聆等住静明寺时，平西王吴三桂驻节汉中，吴三桂及其妾陈圆圆多次到静明寺礼佛，问道丈雪和懒石。顺治十四年（1675），吴三桂即托懒石觉聆送各种庄严品与破山海明，意在得到川中精神领袖破山的支持，统一夔东残余武装。《昭觉丈雪醉禅师纪年录》载，顺治十六年（1659），“平西藩下众文武当事车马盈门，再请主静明，问道如旧。”顺治十二年（1655），“平西王装卧佛，表忏。请斋。”顺治十八年（1661），“众当道来寺供盂兰盆。建升遐会，瑞吾王吉明。”顺治十四年（1657）谭贞默在《昭觉丈雪醉禅师语录》序言中指出：“(丈雪)觌体承当，全身担荷，于雪居、禹门、静明、青莲、草堂、昭觉六刹开堂，拈出成都、汉中风景。”顺治十六年（1659），了庵居士刘道开在《懒石聆禅师语录叙》中说：“（懒石聆）乃破山嫡孙，丈雪真子也。先是丈和尚开法，汉之静明宗风鼎盛。遵以扫塔天童，而师继之。四众归师与其归丈和尚无以异也。”  

静明寺及丈雪大师与其诸多弟子的弘法活动不仅影响了川、陕佛教文化，还对贵州、云南佛教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滇黔佛教考》里指出，清初在贵州弘法的丈雪门人达67人，其中应不乏静明寺弟子。懒石更是对云南佛教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陈垣引《懒石语录》嘉禾汪庭序曰：“懒石禅师住锡汉中静明，再迁宝林，再应滇池南商山之席，从此道播南天。